五十年前，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，我参加了。当时，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，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步，这个访问团的目的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。周总理认为，接触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。我当时五十岁还不到，现在都九十岁了，一过就是半个世纪了。我们的中央民族访问团，是新中国第一个做实际民族工作的工作团。
“保护、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”，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。我们研究人类学，研究人的文化。人的文化今后最高的发展方向，我认为，吃饱穿暖了之后，就要进入一个艺术境界，文化里面的最高一层领域就是追求美，追求艺术。
我从1984年、1985年就开始研究和注意西部问题，当然，我那时想解决的还不是艺术问题，而是怎么让西部人民吃饱穿暖的问题，因为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“志在富民”。1938年我写了一本书叫《江村经济》，最后的结论就是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，就是生产力太低。我们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，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力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，我们党中央的几次大战略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1980年我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，重新恢复了工作，我把它称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。我又回到我以前的学术起点，调查农村，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，我提出了工业下乡，并看出来了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有效道路。乡镇企业发展以后，我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，现在小城镇的建设正处于一个高潮。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吃饱穿暖的问题。
这几年，我又开始关注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当我们吃饱了穿暖了后，又该怎么办？这就涉及到了艺术的问题了。物质方面是很重要，但精神方面，也就是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重要。我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中国有一批科学家和外国的一批科学家到西北考察，他们在那里不但发现了许多的自然资源，也发现了许多的人文资源。其中有一个叫斯文·哈定的瑞典人，通过这次考察写了很多的东西，在世界上很有名。也就是通过这次考察，发现了敦煌、丝绸之路上的一系列古代文物和古代艺术，这些都是西北大地蕴藏的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。如果我们要发展到我们的文化领域里面去，开展我们的人文建设，以及确立我们的文化走向的话，就要在研究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当然，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文化，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天地，这就是我们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文资源。大家一直在讲，我们中国的文化如何同西方的文化接轨，谈到这个问题，我就想到了总理的话，民族之间最容易接触和交流的就是艺术，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不靠逻辑、不靠理性思想，而是靠感触，靠感情交流，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、共同的东西。比如，我们对外国的音乐，就是不懂它的语言也可以听，也可以欣赏，因为人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。我们虽然文化不同，但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交流，绘画也一样。现在到处都在建高楼大厦，大多是现代西方式建筑，我们中国的建筑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，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。这里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。
西部的问题现在讲得很多了，成为一个热点了，但我们对西部的人文资源和文化艺术注意得还不够。克林顿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，还有一个日本首相到敦煌去了，还讲他们愿意出很多的钱把敦煌保护好。西安也好，敦煌也好，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，那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化呀！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往往忽视了西北的文化，在历史上看不起西部的观念比较深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。在文化资源上，西部保存得比内地好，一个是它的气候干燥，文物容易保存；另一个因为它交通不便，地方偏僻，受现代文明冲击得少，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。但在这西部大开发中弄得不好，就会把这些重要的人文资源破坏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，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，如果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，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宝贵财富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另外，要开发西部，一定要注意民族问题，我们必须要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少数民族的文化有很多好的、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，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，帮助他们发展。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的文化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西部的人文资源，知道我们有多少财产，现在我们还没有底，要进行一个概况的考察、整理，这就叫做发掘、开发。（此文系费孝通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做的专题学术报告，本刊有删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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